照片被推到顾建业面前。
黑白影像，定格了历史的一瞬。年轻的顾思源，站在异国他乡的广场上，身边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。
调查员的声音，如同法官的宣判，冰冷而确定。
“顾建业，这，就是我们掌握的铁证。现在，你需要告诉我们你知道的有关于一切这张照片的信息，以及你父亲顾思源与此人的所有联系。”
会议室里的空气，仿佛凝固了。灯光下，照片上的人影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被尘封的往事。
顾建业的目光，落在那张照片上。
他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英气勃发，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理想主义的光彩。这与他记忆中那个被打倒后变得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判若两人。
他的内心，没有对方预想中的震惊、慌乱，甚至没有丝毫的波澜。
因为在他那庞大的知识库里，关于这个时代的“克格勃”和各种所谓的“特工案”，有着太多荒诞不经的记录。一张合影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这甚至算不上证据，只能算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放大的借口。
对方的目的，不是求证，而是定罪。
所以，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。
“我没见过这张照片，也不认识这个外国人。”顾建业的声音平静地响起，“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末，确实作为国家公派的专家，前往苏联进行过学术交流和学习。这在当时的档案里应该都有记录。至于他在那边和谁合影，我作为儿子，无从得知，也无权过问。”
他的回答，滴水不漏。既承认了父亲去过苏联的事实，又将自己完全撇清，同时把皮球踢回给了对方的档案系统。
“无从得知？”另一个调查员敲了敲桌子，“顾建业，你要搞清楚现在的形势！这不是在和你商量！这是在对你进行审查！你的态度，将直接决定你的下场！包庇一个有特务嫌疑的父亲，是什么罪名，你应该清楚！”
“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”顾建业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，“我父亲是一个科学家，他毕生都致力于国家的建设。我相信组织，相信党，会对我父亲的问题，做出公正的调查和判断。至于我，我只是红旗沟一个普通的下乡知青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响应号召，改善集体生活条件。所有事情，红旗沟的全体社员和知青，都可以作证。”
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行为，与父亲的问题进行切割，同时将红旗沟的“民意”作为自己的挡箭牌。
第一次的“谈话”，就在这种平静却暗流汹涌的氛围中，无果而终。
调查组的人没能从顾建业这里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“突破”，这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和恼火。他们原以为，这个年轻人会在“铁证”面前立刻崩溃，没想到却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顾建业被彻底软禁在了宿舍里。
门外，有专人二十四小时看守。他不能离开房间，不能与任何人接触。一日三餐，由专人送来，简单得只够维持生命。
这是典型的心理战术。他们要通过隔绝、施压，来摧垮他的意志。
然而，他们再次失算了。
顾建业将这难得的“清静”，只是当成了一个宝贵的思考和学习期。
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外界的压力和困境，仿佛都变成了另一个维度的噪音。
与此同时，调查组对外的调查，也陷入了僵局。
他们去农机厂，李卫国和杨卫东等人众口一词，都说顾建业是解决了他们重大技术难题的“神人”，工具和物资是他们心甘情愿、甚至主动要求赠送的，一切手续合规。
他们去红旗沟，面对的，是全村人铜墙铁壁般的维护。李顺才、王大力、李文秀每一个被约谈的人，都将顾建业夸上了天，把他描述成一个一心为公、无私奉献的圣人。当调查组试图用“阶级斗争”的观点去引导他们时，村民们的回答却异常朴实：“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我们只知道，建业来了，我们能睡上热炕头，粮仓保住了，还能住上新房子！”
这种最朴素的民心，是任何权术和构陷都无法击破的。
调查组的负责人，那位姓罗的“铁面判官”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棘手。